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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日期： 2024-03-15 信息来源：点击数:

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陈云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这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原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附件《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在莫斯科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写的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

同志们！

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

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一九三 O 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

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

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福建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部会合的萧克的红六军团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

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三所军校的培训，这三所军校是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第三，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

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里，即五千多公里。我们共跨越十二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和陕西。中国的十八个省中我们走过了十二个。

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路。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

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一万六千多英尺。五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

（曼努伊尔斯基：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

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

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

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的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赣南一线。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

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的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追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

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

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

（曼努伊尔斯基：有没有马匹和骡子？)

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合成一个纵队前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全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全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全州。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边界地区，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一百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三十四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曼努伊尔斯基：在这种条件下，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

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这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一百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

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

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在这里击溃了奎伊担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三十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又重新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八时战斗开始打响，到十二时龙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四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四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红二军团乘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一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发生的事情。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

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却已挥师西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白区与敌人作战，和在苏区与敌人作战完全不同。在苏区如果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但敌人不能确切掌握我军主力的位置，因为苏区人民是决不会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迫使敌人改变原来的计划，放弃最初的作战意图。但在白区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自由地进攻我们，如果有一路兵力受损，马上能派来增援部队。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还不足以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采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

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三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末，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

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

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滇军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

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川军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

根据西征的经验，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怕后面的追兵，因为道路太少，敌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难将兵力在全线展开。

我们攻占了定番、广顺、归化、长寨、贞丰。

同时，为了拉开战线，我们派出另一路纵队与我们齐头并进。这一路纵队歼灭了滇军五个团，缴获了大批弹药和装备。我们进入瑶族聚居区后，招募了一万多名新兵。我们在这一地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四十多头骡子驮运。我们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

随后我们攻占了曲靖，在曲靖以西强渡金沙江。我们在占领了滇黔边界上的一个据点后，本想直插江边强行渡江，但如果这样做，敌人会很快追上我们。于是我们挥师向南，深入云南腹地并攻占了云南首府昆明附近的许多城镇，截断了敌人通往江边的道路。但对于能否成功渡江，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把握。

（弗洛林：当时红四方面军有联络员在你们那里吗？)

当时只有无线电联系。已经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向南运动接应我们。但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比我们使用的不太精确的地图好不了多少。我们还是在这些地图上标出了三处渡江地点，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有一次，红军来到贵州某城。战士们穿着红军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这个县的县长从瞭望孔里探出头来，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想，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是"盗匪"，行装必破烂不堪。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央军，因为滇军和川军的着装比起中央军来要差多了。

顺便说一句，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会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中国红军战士。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

我们在占领刚才说到的那个县城时，着装都十分整齐：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都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我们还拥有轻重机枪，而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

县长见来者不是土匪，马上打开城门，热情邀请我们进城"坐一坐、吃点东西"。我们得到了盛情款待。休息之后，我们问道："你们给我军准备好粮草和军饷了吗？"县长回答说："早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向他们要了几十名向导。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拜访我们。我们便逐一询问他们的身份，他们也一一作答，谁是民团指挥，谁是警察局长，谁是县长等。我们待他们自我介绍完毕后，便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

敌人做的此类蠢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有一次讲，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们在缴获军用地图后，立即决定了渡江的地点。最大的渡口有十几只木筏，但我们想，敌人肯定会把这些木筏烧毁。为了掩盖我们渡江的意图，便向另一方向派出一支部队，以此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我们攻占县城以后，敌人便把一个渡口的木筏都烧毁了。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就在那个渡口着手架桥。当桥造了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地区，他们发现我们正在架桥，于是所有的追兵都向这里扑来。这时我们在其他渡口的过江准备已经完毕。

（弗洛林：敌人在空中一般每次有多少架飞机？)

四架、六架或八架。

我们迅速集中到指定的真正的渡江地点。我们在江边找到了六条渡船。我军主力就是靠这六条渡船渡过江的。我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金沙江。金沙江并不太宽，与文化公园旁边的莫斯科河的宽度差不多，但是水流却要比莫斯科河湍急得多。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达三百多米。在这里架桥很不容易。金沙江两岸十公里左右的地带都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江边的风力很大，能把人刮倒。此处渡口的六条渡船都已经破损，需要修理，才能渡江。

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们把马匹拴在渡船后面过江。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地熟练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许多船工在渡江后加入了红军。

这次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

我们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后，花了十一天才追到江边，而我们只用了九天，早已渡江完毕，蒋介石已无法追上我们了。

红军战士就这件事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我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一双破草鞋。

当蒋军试图渡江时，我们的机枪早已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只好转而向北，另找别的渡口。敌人由于粮草不足，士兵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大批士兵开了小差。

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五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

我们决定加速向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需要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的第二个重大成果，是我们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

我们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朝大渡河前进。如果以每天行军三十公里计，总共需要二十九天时间，才能到达。还应估计到沿途到处有敌人。他们在很多地方为了阻挡我们渡河，把桥梁都烧毁了。我们以异常快的速度插向大渡河，不去攻打沿途的城镇。我们在沿途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我们遇到了与省委已经失去联系三年的"野"组织。我们找到了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委，找到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第二天，他们就动员了一千多人，成立了抗税军。这个地方的党委现在还在工作，组织已得到了加强。

从这里出发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如果走大路，则可以料到敌人会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粮食储备。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走大路以吸引敌人，而其余部队都走另一条小路。我们进入了当地土著彝民聚居的山区。这个部落系突厥后裔，对汉人有极深的成见。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白军的一个将领曾试图穿越这里而被当地人击毙，其所部亦被消灭。

我们红军一到这里，也被他们团团围住。这支部队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的。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善于搞统一战线。他利用了这个部落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民大众的面杀鸡饮血酒，以表示歃血为盟。自此以后，彝民部落待我们很好，建立了友谊。但仍有一部分人严守中立，而另一部分人却尾随我们，欲与我军交战。他们开枪打我们，我们架起机枪给予还击，打死了一二十人，其他人立即四下逃散。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等等。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好关系渐渐巩固。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甚至还送给他们鸦片。

此后，我们抵达大渡河边。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太平天国时代起就已闻名于世。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自南京退入四川后，正是牺牲在这里的。我们遇到一位九旬老人，他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老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和石达开被歼是因为军队内部产生矛盾，还说太平军并不是什么"长毛"。我问他："老公公，你认为我们红军对老百姓好些，还是太平军对老百姓好些？"他回答说，你们对老百姓要好得多。

这个地方只有两条渡船。河对岸有一营敌军驻守。敌营长怕我们到来，命令将两条船都拴在对岸。当夜红军抵达河边。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发现河面很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但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五十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像的。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十九名勇士，给他们配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十九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械。我们的炮火迫使敌人转移了机枪阵地。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十九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两个半昼夜，渡过了一个师。

我们这十九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五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但是只有一个师渡过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一边。于是我们转而西进，准备从那里唯一的天险泸定铁索桥上通过。当南岸的红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时，已在北岸的红军师也向西运动。北岸的敌人边退边死守，负隅顽抗。尽管如此，我们在北岸的部队仍顺利到达指定的地点。

我们从三面发动进攻，敌人虽然筑有坚固的工事，仍然抵抗不住我们的冲击。敌人中的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杀他们，纷纷丢下步枪，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吸收他们参加红军，从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来到铁索桥时，发现吊桥已部分被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拆掉。桥长九百多尺，合三百多米，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上面四根作为扶手，下面九根并行以便横铺木板。桥的铁索都固定在高高的崖石上。要走到桥头，必须先经过一个石洞。

蒋介石的空军连续对吊桥轰炸了三天。但是他们连一根铁索都没有炸断，因为河岸太高，飞机飞过铁索桥时无法降到需要的高度。

刚才我已经讲过，桥板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被拆去，只剩下铁索。敌人又不停地从对岸射击，火力凶猛。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啦，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中国军事史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大渡河边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蒋介石预料我们也会全军覆没。他曾对部下说：此处乃"赤匪"必死之地。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攻下了这座桥。毫无疑问，这是红军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像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穿行。

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一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占了天全县城。

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路，路上有敌人修筑的大型工事并驻有重兵把守。如果走另外一条小路，则会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

红四方面军这时已经攻占了理番。我们逐步向北推进，而他们则由北向南接应我们。我们就这样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我想就此结束关于西征的介绍。下面我将就建立中央苏区斗争的意义讲几点看法。

（休息五分钟）

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在西康，我们每天光口粮就需要一百八十吨牛羊肉。那里都是些居无定所的牧民，米、面很少。

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

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

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五千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广西、陕西挺进。在攻克隋良"时，歼灭胡宗南模范师十二个团8)。这十二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

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决不能被敌人战胜。

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

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面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

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一千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三十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

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

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十五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经过八个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

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

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

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时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画像。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她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苏联。"

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救助政治犯的募捐活动，保卫台尔曼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百分之二十。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比如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共产党员，二十八岁；第二师师长才二十四岁；红四军团的指挥员陈昌浩（即伊兹马罗多夫，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也就二十四五岁,他曾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学习过。

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

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是做工会工作，做共青团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十分关心为红军培养干部。我们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部队中去。因此，军队里实际上集中了我们党的全部精华。

我们的共产党员不仅在红军部队中是工作出色的榜样，而且在后方，如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方面也作出了榜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要获得自由，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当红军。"我们有红军的后备队，这就是加入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逐步转入红军部队。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群众组织网动员群众。各地群众都自愿为我们提供粮食。在第六次反"围剿"2"时，还是在原中央苏区，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得到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在这次西征中，我们在供应上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我们的供给有过一两天的短时中断。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新军服、新物资。

军工厂和军械制造厂的生产大大提高。党中央领导人把我们的优秀同志派到这里，负责各部门的工作。红军的供给由专人负责。我本人就曾受命做过后方工作。我抓过军械制造厂和军工厂的生产。

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我们同国民党已经持续了多年内战。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到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

四川军阀孔垂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

我们成立了抗租斗争的群众组织，因此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我们在传单和口号中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让他们去组织游击队性质的自卫队。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来自回族的。

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无法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每个住在这家或那家的战士，都应该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但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这却是事实。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

(2）党的正确领导。

(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我前面说的都是我们西征中好的一面。我现在也想讲讲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西征中不好的一面。

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如果我们不犯这些错误，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主要的错误，即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十九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我们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陵江时，本该派军队抗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开向了膝盖，也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便下令军队返回，但此时蒋介石已将十九路军击溃。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我们的红军战士、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这次西征的意义。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错误的后果，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我仅举两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苏希同志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点是，干部使用不十分适当。我们有许多用人不当的例子。常有人做不了军队工作，在军队里工作不太合适，可以并且应该让他去做别的工作，但我们有时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第四个错误与我们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

第五个错误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十九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却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紧挨碉堡的地方开始还击。例如，第三军军长迎战敌人时，敌人刚离开碉堡二点五公里，他便开始转入进攻，敌人马上就撤回到工事里去。

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我们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刚发现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以为，不应该推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一些军长尽管知道机动撤退是违背司令部的命令的，但仍然后退十公里左右。敌没有遇到抵抗，便向苏区推进，然后在那里被围歼。

当然，我们的工事应该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这不能称之为正确的保卫苏区的策略。

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次西征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作出评价。在连年国内战争之后，红军增强了战斗力，真正成长壮大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次西征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原苏区，在赣东北地区，我们的红军都受到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红军尽管遭到了损失，但目前红军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红军西征时，沿途组织了许多地方游击队。在个别地区，我们创立的这些武装队伍，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我们提出，在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怎样评价我们党的工作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在苏区的威信很高。党保卫着苏区的成百上千万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我想提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三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

附：随军西行见闻录

（一九三五年秋）

陈云

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朱毛赤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朱毛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委员长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个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两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赤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

记者向业医，服务于南京军者四年，前年随南京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赤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赤区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长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军已占兴国，赤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会合。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并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至本年七月上旬，我被卫生部长贺诚派往懋（功）宝（兴）游击大队当军医，出没于两县之山地。某日晨，川军来攻，我被川军冲散，身存之现洋二十余元均被民团搜去。后幸遇川军五旅之军医正蒋君系昔年同学，得其帮助，由天全、雅州、成都、重庆而搭轮回家。合家欢叙，几如梦中。

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赤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两医生（何亦系张辉璜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赤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赤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赤军有抛弃江西而到赤区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朱毛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朱毛率领退出江西之赤军人马兵侠，有八万多人。共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甚多。并有妇女干部数十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扶子抬伤病兵。

赤军分两路渡过信丰河后（一路由信丰北之王母渡，一路击退信丰东南之古陂、新田粤军），即在南康、大庾两县之间渡过章水，突过赣州、南雄之汽车路。在古陂、新田及赣雄汽车路上，粤军本筑有碉堡，并有守军，但寡不敌众，闻风逃逸。由此国军年来包围赣省赤军之第一道碉堡线，全被冲破。沿途碉堡，均被赤军及当地怨恨国军守碉兵士之平日强赊硬买之居民拆毁。碉堡系用以进攻及封锁赤军者，常筑于汽车路之两旁、重要路口及路旁之山巅。碉堡以石及砖造成，有方形或六角形不等；大小不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日守军居于堡内，有步枪、机关枪之枪洞，可以向外射击。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门，遇有赤军进攻，守碉兵士即闭门固守，向外射击。此种碉堡对赤军军事行动妨害甚大，故赤军须拆毁之；而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故赤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赤军一出封锁线，如虎添翼，即猛扑湘粤边之汝城（湘境）、城口（粤之仁化北），旋即占领城口，粤军之军用煤油几千箱及大批弹药均被赤军夺去。粤军在城口与湘南汝城、桂东相连之碉堡线（即国军第二道封锁线）即被突破，碉堡全被拆毁。此时，赤军锐不可当，中央军远在湘赣边，粤军只图自保，湘军则何能独力抵御，且早已闻风远走。故赤军未遇抵抗即占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之汽车线（此为国军之第三道封锁线）,照例拆毁碉堡，前锋即占领临武、嘉禾、蓝山。此时湘军李云杰部从宁远南下，拟在天堂圩附江拦击赤军，岂知在天堂圩反被赤军包围，全部击溃，狼狈北退，赤军又获枪弹不少。此时也，赤军势如破竹，分两路：一出道州，一出江华、永明，城市悉被占领，即全部渡过潇水。南京军及湘军此时跟踪追剿，已无能为，仅派少数部队，尾随赤军监视。而薛岳、周浑元及湘军之大部集中湘江沿岸之零陵（湘境）、全州（桂境），命桂军集中灌阳、兴安。当时蒋委员长之计划，拟以大兵拦阻赤军渡江，并从北方驱逐赤军入桂，使赤军与桂军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利。但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深知此隐，故一方惧怕损失实力，同时并惧赤军不能过江则必然停留桂省或桂林附近活动，则薛周两纵队将尾随赤军之后，而深入广西，桂省大权将落南京政府之手，所以将兴安桂军向南撤退。薛周及湘军在全州单方出击，不能阻止赤军渡江。赤军渡过湘江，把沿湘江两岸汽车路上之碉堡拆毁（此为国军第四道封锁线）。赤军一出此四道封锁线，如虎出杆，可以东奔西突矣。微闻兴安桂军之撤退，系与赤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南京政府蒋委员长几年来碉堡政策与剿共军事，全部付之东流矣。

赤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赤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赤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二百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示赤军之喜悦和对于蒋委员长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朱毛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赤军者。故此次赤军路过时，此辈赤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赤军否。总卫生部之管理科长（如南京军之司务长）即为宜章之文明司人，当日路过文明司时，其老母在路边迎接。但队伍休息十五分钟即前进。管理科长向卫生部之主任参谋（当时卫生部为一个梯队）告假两小时，回家一次。当日按时归队，又带了十一个农民来当赤军，两个当侠子（一个侠子以后即与我挑行李），又携来家制极甜之白酒（以米制的，远优于江西所产）分给我等。

湘南农民之所以能接受共党宣传者，半由于共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时，当地上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榨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农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侠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暗中监视李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三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当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他又继续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侠，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扶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叹剿共之不易矣。

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朱毛赤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赤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赤军所用苏维埃银行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这一点我在南京军中已服务多年，在乡僻之区行军或驻军时，均未见过。而且因为对于中央银行钞票之行使，过去各省门户之见特深，许多地方未设分行，当然不能兑现。故军队一到时，仅凭该军官长之一纸命令"按市通用"，而又无兑现机关，使商民对中央银行钞票反生疑虑。特别是兵士不守纪律，由此造成居民中不好印象。

还有一事为国民党及国军所无者，亦使我有深感者：赤军路过宜章时，在粤汉铁道（未筑成，现在只通汽车）上有修路工人四百余，内有几个共产党员，已秘密活动几年。且内中有一学生，亦为该党所派在修路工人中活动者。赤军来时，全数工人加入赤军。当我路过该处时，正见修路工人在持枪上操，赤军已派军官去训练，而该共党学生作修路工几年者已当政治委员（赤军营以上都有政治委员，职权甚大），正在向修路工人演讲。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赤军渡过湘江之后，已使当时薛周两军与桂军之迎头拦阻完全失败，而且尾追亦极困难。因为赤军渡过湘江以后，即上越城岭之西延山脉，山势连绵，追剿军无法包围。赤军之后卫节节抵抗，而赤军前锋即向湘黔边西进。

赤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赤军上至首领下至兵扶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者。

西延山脉之高峰老山界，确为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上过的高山。千家寺是在老山界的山脚下。我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总卫生部才抵千家寺，当时休息吃饭后，即上山。上了二十里，到一小村子，只七八家人户。此时太阳西下，侠子、马扶均忙于找火把。过一下天黑了，队伍还是前进。可是因为队伍中有些人没有找到火把（因为人家少，找不到火把的材料），在黑夜里黑摸，走得慢得很。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因为路太狭了，只有一海关尺阔的路。有一个看护生在行军时，因为天黑未找火把，再加上睡眼朦胧地走着，忽然一失足滚入水沟里去了。当时就命传令兵执了火把，慢慢地拉住树根攀到水沟里，可是那个看护生已经跌得不只满身泥水，而且不能言语了。这就警惕了各人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着。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次序地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侠到前面煮饭。"同时大家又顺次序地喊："向后传……。"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不要两分钟已经鼻息呼呼地入睡乡了。

次晨天尚未明，吹号，起身，吃饭，并且各人还带了午饭。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还有六十里，而上山还有四十里。

山实在太耸了，因此队伍走不快。的确空身上山还要脚酸气喘，而那些侠子还要挑上三十五斤的担子，真是不容易。

在我们总卫生部先头走的是赤军总政治部，而苏维埃中央政府之要人林祖涵28、徐特立等亦均与总政治部同一行列，故我时与林徐路遇。当日上老山界时，我见林徐两人亦正步行上山。林祖涵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曾与孙中山共事，创办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在赤区所有财政均出其一手计划。林年将五十，白发童颜，身体甚健，在八月余的行军中，林只骑十八天马，经常步行。徐特立为教育部副部长，年逾五十。赤军离江西时，徐本有一马，但半途因知伤兵缺乏驴马，徐竟转送给卫生部之伤兵，而其本人则步行。此林徐两老之洁身自好，愈老愈壮之精神，诚非南京政府之要人可比拟也。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 xxx 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二十里，实在将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八十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赤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赤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地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侠（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赤军中兵侠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赤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赤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赤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赤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赤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是赤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赤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赤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赤军军装的放火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两元，作用在一方使赤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赤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赤军之掉队落伍兵夫，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赤军军服，冒充赤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赤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赤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赤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赤军之侦察队，在赤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后，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赤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气都快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地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哪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地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我于此事深深感觉，桂军领袖白崇禧氏，虽有小诸葛之称，但派人纵火以嫁祸于赤军之举，终属太惨，且也不智。如广南寨之事，岂非反增居民对于地方当局之恶感而助赤军以取得民心乎！

赤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时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城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赤军北上与贺龙、萧克之赤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赤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赤军。当时赤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朱毛赤军。故赤军分路连占锦屏、柳霁、剑河、台拱，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赤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赤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上海卖三十余元一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一吊钱，而且一元大洋要兑二十余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过去我见《东方杂志》或其他游记上所载苗家之照片及村落，此次则亲睹苗家而且住于苗家。苗民自称苗家，称汉人为汉家。汉人向来欺侮苗家，故苗汉之间时相械斗。此处苗家身穿汉服，女装如清末民初之阔边长衣大袖之服装。苗语则与汉语全不相同。惟一般苗民皆能汉语。苗家好武，常身携利刃。在黔东之苗家已与汉人相处甚久，除城市外四处都住苗家，间有汉人同住者。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苗家食物为玉黍，但间有白米者。惟苗家无存米，只储谷子于树杈上所筑之谷仓内，每天吃米，每天打谷子。

赤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赤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赤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赤军兵士每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赤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朱毛赤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赤军者，并有时询赤军何时"安民"者。赤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接受赤军之宣传者，不仅因赤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赤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贵州，除见居民之贫困而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即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三天。

乌江战役为赤军入黔以来第一次激战。当时候之担部扼守乌江北岸，赤军则占余庆、瓮安两城，向乌江边之猴场前进。猴场为黔北四大场之一，商业极盛。我至猴场时赤军已占三日矣。此时正值阳历新年，到处布满赤军之布告与标语。赤军中每人发过年费，商店及小贩莫不利市三倍。此处居民多能道"萧军长"（即赤军萧克部）经过猴场之情形者。此时因为赤军驱逐乌江北岸之侯部尚未成功，故后方部队在猴场停止。第二日见一老者携一病者至，询之则称赣之莲花人，系萧克部赤军过此时所留养居民家中之病兵，现在病将愈，愿随朱毛赤军去。后将此人送给司令部去。此事亦使我感觉赤军兵士之深受共党之训练与对共党信仰之深。

第三日部队都向乌江边之江界河前进。一至江边，则深叹乌江确为军事上的天险。河之两岸，均为高山绝壁，河面之宽，远过湘江，水流之急，为一秒钟三米特之流速。赤军以竹子架一浮桥，不用一船，人行其上，不能负重，而每人行列须隔一米特。赤军夺获一船，用以载渡无线电机械及马匹者。我等走上竹子浮桥时，见两旁水流甚急，心甚惴惴。渡过河之北岸，即上高山。山上险要处，侯部所筑之工事，累累在目。

乌江战役中有赤军之伤兵七名及黔军之伤兵两名，均由总卫生部之担架队抬着。我为之治伤时，询及一轻伤者，据云乌江战役之经过如下：

侯部在河北工事中扼守时，赤军于拂晓时依树木竹林之隐蔽而接近江边。赤军当即以机枪、迫击炮攻击对岸侯部，侯部立即还击。但侯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所以赤军做好了几个以竹捆成之竹排子后，即冲下河边。以工兵连之一部及步兵连之一部架竹排强渡过河。但水流太急，第一次之两个竹排子全被水流冲入下游。但赤军并不因此气馁，又有六七个竹排一齐过河。这次有六个排子达到北岸，赤军即一跃登岸，驱逐河边工事内之侯部而占领其工事。侯部即退守半山之工事，同时向下射击。此时也，赤军坚守河边工事，河之南岸继续放竹排载赤军过河。三小时后，赤军以奇兵由上游十二里处偷渡一团人，向下游之侯部侧击，并抄袭侯部之后。这样侯部一部被缴枪，一部突围而向团溪、遵义退走。赤军则一方架桥，一方追击。指挥乌江战役之红军军官为刘伯承，四川有名之军官，曾击败吴佩孚，并为四川军队中极有声威者。在川时已加入共党。国共分裂后，曾领导四川军队于泸州起事。

赤军渡过乌江之后，侯之担残部已无抵抗能力。故赤军于占团溪后乘胜直追，在两百里路中节节追击，不停留地攻击前进，终于在第三日上午三时占领遵义城。同时赤军右路即占湄潭、绥阳，中路占桐梓城与川黔边之松坎场，击败川军廖泽旅，大有乘胜入重庆的形势。当时重庆富豪顿现不安，川省汇款至上海之汇水，增至百分之七十。人心不安，可见一斑。但赤军消灭侯部后，并未前进，在遵义、桐梓、湄潭、绥阳休养兵力。

此次赤军入黔北后，确使赤军得到极大之收获。

收获之一：赤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赤军缴去，赤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赤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之两师。此种小军阀在剿赤声中不知淘汰几多。平日鱼肉人民，一旦有事，则兵败师丧，而以枪弹济赤军，故赤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委员长为输送总指挥。诚属刻薄之至。

赤军收获之二：使赤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当时赤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当赤军之锋，借赤军之力以除其实力，结果王家烈、侯之担实力一完，不是枪毙，就是下野。南京军此种办法，莫怪各省当局均有飞鸟尽良弓藏之叹，大有畏南京军甚于畏赤军之慨。因赤军只在乡僻之区，而南京军名正言顺，则可以取其地盘，驱之以御赤军，而使其实力丧失也。惟此种情形，亦是俗语所云："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薛岳之被命为追剿部队，亦非薛岳所愿也。

赤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赤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朱毛两赤军首领竟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在城门口空场上与欢迎代表一一握手后，即略略与欢迎之民众讲一些话，并表示感谢欢迎，赤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赤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开民众大会，朱毛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大讲其赤军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赤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大讲其苏维埃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

军这种宣传，影响黔省人心极大。赤军在这个大会上成立革命委员会，并真有几十个学生、工农、商民当选并演讲，且内有教育界分子。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几日就成立了几百人的抗捐队，自动去清查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当场鸣锣聚众散发。贫民之集在县公署（驻总政治部）天井中等发"土豪衣服"者止千数。

赤军一方宣传，一方招募赤军新兵。十二天中确有四五千人加入赤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赤军，对于赤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朱毛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赤军办事之敏捷，我在国军中亦未见者。赤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

总卫生部所有之伤病兵约三百余人，在此休息期中，有十分之八医愈出院。赤军总司令朱德曾亲至总卫生部之病房，慰问伤病兵，与参加乌江战役之赤军受伤兵士谈话半小时。当时有乌江战役中侯之担部之伤兵二名为总卫生部收容而为其医治者，朱德亦略与其谈话，嘱他们安心静养。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署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朱毛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闻黔军进入遵义以后，李小侠之家属有七十岁之祖母，并有父母及一弟，均为王家烈氏枪杀。待红军二进遵义城时，李小侠已不能再见其全家矣。因此李小侠活动益积极。后闻赤军逼近贵阳时，李曾单身混入贵阳城中进行密谋。以后此黔北女将不知还在否。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赤军在遵义时，所以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赤军之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赤军没收黔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氏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所定购之白金龙香烟值五万元，准备旧历年节以慰薛岳军队者，均被赤军截获没收。赤军除以此盐及香烟一部在遵义、桐梓两城发给贫民外，其余出售。每赤军钞洋一元可买盐七斤，可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价值远贱于平昔。故赤军以盐及香烟两项收入之现洋兑付纸钞也。

赤军在黔北休息十二天后，即全部经桐梓、习水而由土城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

桐梓县为黔北入川的门户，县城不大，自南至北只一里余，但有一特点，足使我永远不忘者，桐梓城为贵州历年来该省军政领袖之家乡，故有美丽堂皇之洋楼数十座。这些洋房，都属贵州历年来之军政要人的。而在洋房之旁则有无数鄙陋之草屋。军政要人之门前有汽车，可以来往于遵义及川边，而贫民则背负背斗（云贵川几省运夫及小贩，不用肩挑而用背斗）,终年辛劳而不得饱。贫富之分，宛然如画。

自桐梓经良村至赤水县之土城，均系大路，地势均向上，间有几段筑有汽车路基。但此种汽车路，确为中国最难行之汽车路。我经过时，正值下雪，故路上湿而且滑，行路之难莫甚于此。当我上桐梓西门外之高山时，见赤军领袖毛泽东正手提竹杖步行上山，两脚污泥及膝，且满身沾泥，恐系路滑跌于污泥中所致。

赤军由土城、太平渡两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此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矣。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到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在滇黔边）。部队达到威信之时，正系旧历正月初三。即在该县休息一天。但气候严寒，夜间降雪。

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故赤军未到威信时，在某一乡村中，曾有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云南某县县长者，晤赤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赤军进攻云南，为汉人解除压迫。赤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赤军曾以罗炳辉（云南人，久在云南军队中服务，曾属朱培德部下。早为秘密共产党员。在江西吉安为民团指挥时，率几百民团加入赤军）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赤军有一苗民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但赤军虽反对龙云彝家压迫汉回苗民，同时却对一般彝民，则以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等等进行宣传。

赤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赤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赤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赤军重回黔北之桐梓、遵义，曾打一大胜仗，此为赤军自江西突围以来有数之胜仗。此仗似出赤军极有计划之行动。当赤军占领桐梓之日，即整备野战医院，我被贺诚派往野战医院收容伤兵。当日下午赤军在娄山关即与由遵义向娄山关攻击前进之王家烈部两师人接触。王部几次仰攻娄山关，均为赤军守军击退。赤军则派大部由两翼包抄王军之后，攻战王军之后之遵桐马路上之板桥镇，截断王军归路。而当时娄山关之赤军亦居高临下进攻王军，王军不支，四方包围，两师人大部缴枪，小部溃散。赤军则猛烈追击，当夜三时占领遵义新旧两城。闻王家烈出走时只率师长柏辉章等随从数人。此仗实使王家烈倾家荡产，不久即出黔游历而作下野客矣。

当时野战医院即随军进遵义城，但次晨又开始大战。进攻赤军之军队系薛岳所部由吴奇伟率领之两师人，自贵阳北进，渡过乌江后，本拟增援王部，不意王部失败如此之快。至烂板凳（离遵义城约六十里）时，王氏率随从退下与吴军遇，备告失利情形，吴氏即急趋遵城。在遵城南之十里铺以外（离遵义城约二十里），与赤军彭德怀之三军团接触。彭德怀亲在火线上指挥。在接战后一小时，彭德怀即断言当日下午吴部两师可大部缴械。未几林彪率领之一军团由捷径迂回至吴军之后。当日上午十二时，吴军两师即陷入赤军四面包围。四周有利阵地，均为赤军夺去。吴氏见势不佳，拟即撤退。但赤军愈逼愈近，缴枪之声四起。大部已被缴枪，吴即拼命率领两团突破南面赤军包围线，由汽车路上向乌江撤退。幸乌江浮桥未撤，故吴氏等即得渡河。但赤军勇悍异常，一部由汽车路上向南尾追吴军，一部即由左翼山路急行军赶到乌江边。此种急行军亦为赤军之特长，综计夜行军在山路上八小时走了一百里。当赶到乌江边时，吴氏本人早已过河，但所部尚有一千八百余人正在渡河。吴氏见赤军到，恐乌江浮桥被占，而乘势进迫贵阳，故下令立即在江南斩断浮桥之保险索，桥即为急流冲断，赤军不得过江，但在乌江北岸之一千八百余人，均被缴枪。闻吴军全部轴重都在江北尽为赤军所得。此仗之后，遵义城中满布了赤军与黔军、南京军之被俘缴枪者。此项俘兵，赤军特为之组织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三元，专派共党人员进行宣传。后闻被俘官兵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赤军，不愿当赤军者，每人发路费送出赤军警戒线。赤军对被俘之中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说明赤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被俘军官之愿留赤军者留在赤军，不愿者就给川资送出赤军区域。此种办法确为赤军新办法，故一般被释之官长，殊有死里逃生之感。

赤军这一胜仗，确使南京军及川滇黔湘各省军阀为之震动。薛岳、周浑元以川军不能冒险前进，须重新布置。湘军则由围攻贺龙、萧克之部队抽调几师，扼守乌江东岸。据以后赤军之捷报云，贺龙、萧克之部队亦由此而将湘军陈渠珍旅全部缴枪。自遵义赤军获胜之后，赤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之弹药可缴。骄傲气概，可见一斑。

赤军此次所以能连胜王家烈部与吴奇伟部之原因，一方面因赤军之有顽强作战之能力，而且赤军兵心之团结一致。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赤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十三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赤军失去联络。但此十三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与赤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此诚趣事，亦可见赤军团结之坚矣。同时其中另一原因，因赤军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辈在未当赤军时，愤恨黔省当局之苛捐杂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战时据赤军云新兵极勇敢。且此辈新来之黔籍赤军均熟道路，几次带领赤军由捷径包抄王军及吴军之后，包围王吴两军而缴枪。故赤军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极大减员，而且能到处熟知地理者，正由于赤军每到一地，即鼓动当地居民加入赤军，而在作战时，则得此辈之助也。

赤军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驻重兵于鸭溪（在遵城西南六十里），几次想引诱薛周两军及川军决战。但薛周两部及川军郭勋祺、廖泽、潘佐等部均小心异常，不轻易进攻。故虽赤军几次在赤水河两岸引诱决战，薛周两军均不前进，只小心地建筑碉堡。赤军见黔北无计可施，即急行军乘隙偷过乌江，拟向南威胁贵阳。此时贵阳确大为震动，后我到上海时，见当时报载有贵阳飞机场被赤军占领、飞机二十余架被毁等事。

以我猜测，赤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赤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赤军忽然向西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占领定番、长寨、紫云、贞丰、安龙、兴义等各县城，并渡过北盘江。赤军此种狡狯之机动，确出蒋委员长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四旅已入黔，赤军反得乘空入滇，毫无阻碍。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赤军之后。故赤军得一路无阻，到处缴少数滇军之枪械，占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之几条汽车路，而得从容渡过金沙江。

赤军入滇，有两件有趣的事，亦为赤军兵士平日引为笑谈者：

一为赤军包围曲靖而向马龙前进时，截得由昆明来之薛岳副官所乘汽车一辆，内满载军用地图并云南著名之白药（可医枪伤，极贵重）。据被俘之副官云，他系由薛岳派入滇省谒龙云者。前日薛岳来电，因无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龙云接电之后，本拟派飞机送去，但次日机师忽病，故改用汽车送去。但未知曲靖已被赤军包围，汽车路亦被截断。龙云并送薛大批白药、云南之宣威火腿及普洱名茶，共满载一车。车离曲靖二十里时正遇赤军。因此卫兵、副官均被缴枪，军用地图未交薛岳反而被赤军用以渡过金沙江，白药、火腿、茶叶均为赤军享受。故赤军兵士每谈至此，皆为捧腹。咸谓三国时刘备入川系由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另一事则为赤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原因并非此辈通赤。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赤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赤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赤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侠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赤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快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赤军领袖即席起立，口呼"同志们！"即在此时赤军伏兵四出，立即将地方领袖监视矣。赤军官长当即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此时地方领袖早已相顾失色。但赤军并未与地方领袖为难，即好言安慰而去。

当时赤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侠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赤军，并询问扶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侠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出外而饿死。赤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留为红军侠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侠子及向导均愿被赤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赤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我自经滇省以后，对滇省有极好之感想。先是赤军中人，常以为滇省为中国西部高原，必系高山峻岭，道路难行，气候恶劣，物产不丰；不意自入滇省以后，虽觉云南之地势甚高，但在滇东北有很大的平原。自黔入滇，地势虽系向上，但此处地势，绝非黔省可比，而与赣省入湘南之地势相似。在向滇省前进时，虽面前有许多高山，但一到山巅，则并不是下山，而是一片平原。以后走完平原，前面又是高山。上山之后，又是平原。地势层层向上，且每一县城及镇市周围又有几十里几百里之平原，俗称昆明坝子、大理坝子、曲靖坝子等等。坝子者即县城周围之平地也。因云南之道路平坦，兼以道路甚宽，可行北方之骡车，在交通事业之开展上又觉便利，如修汽车路则较黔省之凿山开路容易多矣，故云南汽车路发展甚早。

云南气候甚佳，远非贵州之"天无三日晴"可比。昆明附近气候温和，正如江浙。我等经过曲靖附近时，即已不能穿棉衣。惟每天气候之变化甚大，时至下午四五时，常有巨风及阵雨，气候亦较寒。

因云南之气候好，所以物产甚丰。曲靖、马龙以及滇东北产米甚多，且有棉花。惟全国闻名之云南鸦片烟，确是遍地种植。云南鸦片之所以贵于黔川几省者，系云南鸦片所结之果实如拳，较大于川黔所出者。惟鸦片在云南亦极便宜。在马龙、嵩明，每现洋一元可购云土半斤。我常笑谓江浙之瘾君子闻云土如此便宜，岂不将口涎欲滴乎。

滇省居民最多者为汉人，其次为苗家、彝家、回民。而现在彝家则为统治云南者，故彝家一般之生活亦较富裕。乡间之村长、区长，在某些区域中，以彝家为多。我等在官渡经过时，有几十里路都系回民所居。风俗习惯，亦如江浙之回民，有清真教堂。赤军之五军团中亦有不少甘肃之回民，故与回民感情极好。赤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赤军领袖朱德曾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赤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加入赤军。此辈回民加入赤军之后，赤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

在昆明附近，我常见居民之年三十岁以上者，多数在颈间（即喉部）生一瘤，男女均然。据云居民中十之七八均生瘤，此系泉水缺乏碘质所致，并有一个山上之泉水不能饮，饮之喉部即烂，故赤军经此山时，均未饮水。

云南不仅在气候上、物产上、地形上均对我之印象甚佳，而且云南在政治地位上有过讨袁之云南起义，拥护共和政体，有过光荣之历史。

赤军入滇目的本在渡过金沙江，故即分兵两路入镇：主力则占沾益、马龙、寻甸、嵩明而直逼昆明；而其另一路则先在滇黔边吸引黔滇军，曾击败犹国才之五团，缴获甚多，乘胜入滇占宣威、东川两府，后直趋巧家县而渡过金沙江。赤军之主力逼近昆明时，昆明及全省震动。但赤军目的并不在占昆明，而是引诱滇军不向金沙江边而急援昆明。同时赤军原定在交西渡口渡过金沙江，但为迷惑追军而故意西占禄劝、武定，更西进而占元谋，由元谋北上至龙街佯作渡河。这一调虎离山之计，追军确又上一大当。周浑元、滇军、湘军将全部进剿部队，均趋元谋，而赤军却全部在交西渡全无阻碍地渡过金沙江。龙街之佯渡部队，亦由捷径赶回交西渡。赤军在金沙江边计渡九天九夜。而追军则直至赤军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州、直逼会理州城下时，才知赤军已由交西渡渡河。待追剿部队折回交西渡，则赤军早已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早将船只破坏矣。故赤军安然渡了九天九夜，周浑元之追兵在第十一天下午才接近江边，但船只已毁，且江北山洞内有赤军扼守，不能接近河边，徒呼负负而已。赤军此计一成，赤军士兵均极快乐。在第五军团的政治部机关报上，编出一出新剧，名为《破草鞋》,形容蒋委员长自江西起追剿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赤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赤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赤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而已。当时赤军傲慢之精神，亦可见一斑矣。

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金沙江为扬子江之上游，发源于青海，在西康、云南省境者，均称金沙江，再下流而至四川之宜宾（即叙府）称扬子江。金沙江之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自云南省走向金沙江时，离江六十里处，即为下坡。连下四十里而至交西渡，由交西渡到江边为二十里，路上的山峰嵯峨，千奇万怪，状甚可怕。夕阳西照时，山峰照耀如黄金。自交西渡至江边则山势更陡，下山必用手杖，否则有滚下山沟之危险。而且这二十里中在当时天气（阳历四月底）已极炎热。二十里中几无草木，愈下山，愈觉热。一到江边，天气更热，赤军士兵莫不痛饮冷水。江边居民只五六家，系平日借渡船为生者，因春夏天气炎热及秋冬气候严寒，故均凿山洞而居。相传三国时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即系此处。《三国志》上并云江边气候极热，马岱过水之二千人，中水毒死了一千五百人，或真有其事也。

金沙江之北岸有船夫六七家，并设有关卡。川滇两省之货物来往，均须在此纳税。闻云南著名之鸦片﹣﹣云土过江以后，即价高两倍。居民自称江北岸为四川，江南岸为云南。我渡江时，船之两旁所坐之人数不均，且有立于船中者，船就倾折于北面，船夫则大呼"先生！背靠云南"，意即叫立于船中之人，坐于船之南边，面向四川而背靠云南，以免船之倾斜。南岸之泊船处为沙滩，北岸都系悬崖，悬崖内凿一将近一百米特之孔道，并有山窗洞，船到北岸即泊于悬崖内之孔道口。渡客即由孔道内走入东边半山之关卡。我等渡河时，水还未涨，故江水尚距孔道口二丈余。有石级直上孔道。

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我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我站立路中，忽来一阵巨风，竟立足不住而被吹倒于地上，因此我等莫不叹金沙江风威之大。但半小时后，风停雨止，且见太阳。询问居民，始知金沙江边之风雨每次不过半小时，过后就晴，中国西部气候变化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金沙江如此水急，因此不能通船只，自宜宾以至泸州，才通木船，泸州以下则通轮船。但金沙江之渡船在东川、巧家以下则船只较多。巧家以上每渡口最多十余只。龙街以上则只通皮船。船以兽皮制造，每船只渡一人。上游之所以用皮船者，因水流太急，江中礁石极多，木船易破。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人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六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赤军确仅仅靠这六只破船以渡江。当然赤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赤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赤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赤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地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

赤军之人枪由船渡金沙江，而同时亦将全军马匹渡过金沙江。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赤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故赤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渡过金沙江以后，自江之北岸，至川省之通安州为三十里，均为上坡路，而且山极耸，正如交西渡至金沙江南岸一样。在这个三十里中全系荒山，极少树木，沿途只见一家人户，偶于山坡上见些羊群，此处已为游牧区域。自通安州至会理城须再上坡三十里以后，道路始稍平，但两旁仍有高山。通安州只一镇市，为川滇通商之第一镇市，居户约三百余家，有小学一所。我到时，正见几百乡人，身佩红布列队将行，系由共党鼓动去当赤军者。闻共党曾在通安州成立革命委员会、抗捐军等等。过通安州将到会理时，远见会理城正在火烧。至宿营地后，才知会理守军为川康军刘文辉所部之刘元瑭师。刘师据城死守，因恐赤军爬城，故将城外附近之房屋全部烧毁，使赤军不能接近城墙。但此举却引起城外居民之大愤，因被赤军鼓动，数千居民，协同赤军攻城。后闻此数千人大部加入了赤军。

会理既有刘师死守，赤军亦未强攻，只加监视。赤军之目的，系在渡河以后，南京军的追剿部队暂时不能过河时，借此休息补充。故赤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赤军新兵五千人的计划。这一计划，赤军各部都执行，总卫生部亦亟亟执行。五天后果然有新兵五千人加入赤军。赤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赤军善于宣传居民，二因云贵川三省居民平日之生活实在太苦。会理居民莫不怨愤刘元瑭平日种种之压迫：苛捐杂税，层出无穷；自铸铜质银元，强令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轻女子，随意奸淫，不从者累及全家。如此行为，岂有不遭民怨之理。加以赤军领导贫民"打刘家"、"打土豪"，莫怪贫民之成千成万加入赤军。

五天以后，赤军即北上，由会理、德昌、西昌、泸沽、越嵩，而至大渡河边，每天行程六七十里，计行二十九天。赤军因急于抢大渡河，故未攻西昌，绕道而北上。自会理到大渡河边，为沿安宁河之大道，平坦处有二十余里之宽度，但狭隘处只一安宁河与河边之小道而已。安宁河两旁均系高山峻岭，东为大凉山，西为雅袭江流域之高山。这两旁高山都住彝家，汉人只居于沿安宁河之大道上，且每家筑有碉楼，因彝汉民族冲突甚烈，彝家时常下山攻击汉人村落，故筑碉以御之。赤军至泸沽时，即分兵两路，小部至富林南岸，佯作强渡姿势，以吸引对河之敌。大部则由泸沽向西北进，占冕宁县城，而企图在大渡河边之安顺场渡河。但由冕宁西北五十里之大桥镇而至安顺场，须经过彝民所居之高山，历时两日半，这是赤军当时之一大困难也。

四川之彝家为川人所最恐惧者，安宁河以东之大凉山为彝家之根据地。大凉山面积极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沿岸之雷（波）马（边）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家区域。此处彝家，相传为诸葛武侯征伐之所谓"南蛮"。在冕宁西北之彝家山上确有哑泉，饮之即哑。冕宁县志及宁远府志均有记载。彝家均有武装，有数千快枪并有少数手提机关枪（只就冕宁西北山上的彝家而言），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之土司官所有，但自刘文辉成都失败而入雅州后，即驱逐彝家土司官而据其土地为己有，因此彝家与刘家军结仇甚深。实际上政府官吏之统治，只及于沿安宁河两旁平原上之汉人而已。彝家则不受统治，而且抗缴一切租税。政府军队通过彝家之山时必须大队，一团以下可被缴械。

此处彝家不若蒙古、西藏等民族。彝家还系部落。性情多猜忌，疑虑无定。各部落之间，常有世仇，故常相械斗。彝家之生活，半为游牧，半为种植。种植以玉黍为多，畜牧牛羊马为多。

彝家中有两种阶级：一为黑彝，即为彝家中之统治阶级；一为白彝，白彝即为黑彝之奴隶，终身为黑彝耕作，除衣食外，其他无所得。黑彝随时有权置白彝于死地。每一黑彝常有白彝数百人、少则数十人为之耕作，黑彝则终岁不劳动。黑彝与白彝不通婚。现在黑彝人数渐少，但仍保有其统治势力，所谓土司者即此辈黑彝中之首领也。白彝原系汉人，系由黑彝掳来。黑彝将汉人掳来以后，常由大凉山与冕宁西北山上之黑彝相互交换掳获之汉人，使其不知道路而不能逃逸。黑彝并为白彝之男女配婚，均称男女白彝为娃子（意即四川话之孩子）。但每一黑彝家必信任一个白彝为当家娃子（如当家人）。当家娃子掌有一切银钱出入及日常事务之权。因过去汉人只笼统地不分黑白只反对彝民，加以彝民中之文化落后，所以白彝都助黑彝反对汉人。遇与汉军作战时，白彝均参加。

汉人之与彝家贸易，系由通司翻译，亦有彝家能汉语者，但黑彝恐汉人杀之，故不下山，遇事则命白彝与汉人往来。彝民常以兽皮、麝香等物售于汉人，换布匹及盐而回。

彝民之服装与汉人完全不同，头包青布而在脑后堕下一尺布。如上海之印度马巡。有些鼻穿银环。不论男女，均悬耳环。耳环不是金属制，而以骨制，共有三四颗或圆或长圆之骨块连成一串而挂在耳上。面部熏黑。身上穿的如和尚之袈裟，系由羊毛自织而成（此种外衣，质轻而软，且可御风，极适于行军之用）。腰系带。彝民所居之山上气候一日数变：中午炎热，下午四时起发巨风，晚八九时下雨，次晨天晴。我们经过彝民之山地历时七八天，均系如此顺序不变。因每日气候变化甚烈，所以彝民出门，不论何时，必将外衣带在身上。遇刮风落雨即以外衣裹身。彝家每人身携利刃，用以防身，亦用以割肉进食。足有绑腿，终年不穿鞋袜，只少数穿草鞋。但彝民生长山地，善于爬山。赤军于山路行进时，彝民则由路旁之山石攀登而上，而且上山之快，宛如猿猴。

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在山下远望彝民所耕种之山坡上的山地，倾斜度几如削壁，望之可怕，但彝民终年耕植于此。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鄙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

赤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赤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二十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赤军，意欲缴枪。但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赤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扰"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走完彝民山地，即至开罗场，该镇有人户二十余家。但此处有一趣事可记者：刘文辉驻西康打箭炉之队伍，米粮须由西昌府供给，故刘军设粮站于开罗场。当赤军前卫行抵开罗场时，刘军粮站之人员还以为南京军至，亟为设筵招待长，并将军米如数点交，计有四千余包。每包六十斤以麻皮袋装之。赤军领袖将此项军米照数发给各赤军部队，剩余甚多，悉发当地民众。我至开罗场时，正见民众不论老幼均肩负一袋回家，面有喜色。询之则云："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来了，才把刘家的米发给我们吃。红军好！"刘文辉之搜刮民食反以之济赤军，而赤军则以发给民众，此则愈使当地民众反对刘军而欢迎赤军矣。

自开罗场至大渡河边之安顺场为六十里。赤军政治部谓安顺场为"有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地方"。原因是太平天国时，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后，当时太平天国内部顿起分裂，石达开率部离南京而入川，安顺场即为石达开兵败身擒之处也。当晚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诊脚病，适李召见一老者，年已九十以外，为当地之童馆教师，尝亲见当年石达开在此失败者，正由李富春享之以酒肉，请其讲述石军历史。据老者言，石军到安顺场时尚有五六万人，刀枪马匹无数。但一至安顺场，忽遇上游大水，安顺场前面之山水暴发不能渡河。前有大渡河，右有清军，且拆断渡河之铁索桥，左为山崖绝壁，后为彝民，且当时彝民之数量远过于现在，石军被困于此者，凡四十七天。当时军心不固，而石氏本人亦动摇，故自缚入清营。石军均为俘获。老者并云"长毛"并非强盗，自称"复汉驱胡"。石部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老者并云"红军之纪律则较翼王（即石达开）军更好。"据老者之所云若是。石达开当时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大渡河边确系事实。我后见沪川各报，蒋委员长亦曾伸引石军为例，以比喻赤军之必然不能渡过大渡河而失败于河边。但赤军竟安然渡过大渡河，故赤军颇以之自豪，认为渡过大渡河是历史上的军事胜利。

大渡河亦扬子江之上游。大渡河流入岷江而转流入扬子江。赤军至大渡河时，时已五月底，气候已暖，上游雪山正溶解，故水势暴发，水流甚急。大渡河之河面及水流均较金沙江为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五十分钟。且每只小船之船夫，至少须有八人作工。渡河方法，先将载客之船由南岸河埠沿南岸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如飞箭似的斜过对面河埠。船至北岸河埠时不能稍前稍后，一不小心，即触礁石，船即破裂，故非当地熟知水路礁石之船夫，不能驾船。船返南岸时，亦须由北岸沿江逆流拉上五六十米特，再顺流飞箭似的斜过南岸来，故如此往返需时五十分钟。

赤军抵安顺场时只获两只船。有刘文辉军之一营兵驻于安顺场对岸之大渡河北岸，并筑有野战工事，沿河扼阻赤军渡河。但既有守军，何以船只不收容于北岸而系之于南岸呢？事有如此凑巧者，北岸刘军营长之岳家在河南岸之安顺场。该营长当晚宿于岳家，以备明晨将其岳家及当地绅商全部渡至河北岸。因其情报赤军尚距安顺场六十里，须次日下午才能抵安顺场，故安心在岳家与其娇妻酣睡，不料赤军行动如神，当夜急行军，半夜即抵安顺场，因此两船被扣，营长被俘。

但赤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赤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赤军据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赤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赤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十七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标、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这两只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赤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赤军所驾之两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赤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赤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赤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赤军即占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赤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赤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两船返至南岸载赤军渡河。待赤军渡过一营后，赤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赤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赤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赤军模范。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赤军既获两船之后，即开始渡河。但仅依此两船而思全部赤军渡过大渡河，历时甚久，且后面追兵将至。故赤军以两天半的时间，渡轻装之赤军一师，而当时目的即转向夺取泸定县之泸定桥，以求赤军之全部由泸定桥上过河。故赤军大部由河南岸西进，经西康省区而向泸定桥前进。已渡之一师，由北岸西进，同以夺取泸定桥为目的。

但在河之北岸，刘军沿河布防，故河北岸之赤军，自离安顺场对岸向西走了三十里以后，即与抗击之刘军节节作战。但刘军如此分散，且缺乏通信工具，故被赤军节节击溃。刘军中大部为抽丁得来之新兵，不愿作战，且亦不会作战，早闻赤军之宣传不杀白军官长及士兵，故沿途缴枪。赤军以缴得刘部之枪弹，还击刘军，闻河北之一师获利不少（赤军打仗时如消耗之弹药与缴获之弹药相等，则云"不折本"，如缴获与消耗核对有余，则谓"获利")。在离泸定桥四十五里之冷碛，赤军曾与顽强扼之刘军作激烈之战斗。后由赤军南岸之部队，隔河向刘军之后射击，结果河北正面赤军得迂回至冷碛之后而包围刘军。闻此处刘军一团全部被俘，冷碛被占。此时赤军南岸前锋即抵泸定桥矣。

泸定桥为四川通西康、西藏之桥梁，泸定县城即在河之北岸。此处之大渡河，河面虽较狭，但两旁绝壁，水势更急。泸定桥为铁索桥，以十三根铁链为之。铁链之两端，系于河之两岸。九根铁链并排于下，四条则为两旁之扶手。下面并排之九根铁链上横铺木板，再在横铺木板之上铺长条直板。人马即由桥上过去。吾始闻铁索桥时，以为极难行走。但泸定桥则非但可以过人，而且可以过马。泸定桥长有九丈，阔约一丈，十三根铁链，系由中国十三省募捐而造成。

南岸赤军因无刘军抵抗，故先抵泸定桥之南岸。此时北岸桥头有刘军筑工事扼守，且刘军将桥上之木板抽去，只剩十三根铁索，以阻赤军过河。赤军领袖林彪（第一军团长）即命该部最有战斗力及共产党团员最多之一连，担任冲锋，并在河南岸之天主堂内收集许多堆积之木板。这一连人前面冲锋者从九根铁索爬过去，后面的赤军则在后铺板子。当时冲锋部队，勇往直前，冲至桥北岸之刘军工事前，刘军已无斗志，即呼愿缴枪。赤军当即缴其枪并占领其工事。泸定城内刘军退出时，沿街放火。目的在使赤军之粮食及宿营两感困难。但赤军一过桥北，一面向刘军追击，一面救火。不一刻赤军由北岸冷碛攻来，把泸定县撤退之刘军前后包围而缴械。此时城内之火已救熄，但全城一半以上之房屋均被刘军火毁矣。幸存之一半，则大感赤军救火之恩惠，而莫不痛骂"刘家兵"。刘文辉部队在会理、西昌、泸定等县沿途放火，以阻赤军，实质上非但不能阻赤军前进，而且反遭民怨。

赤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赤军之莫大成功。如赤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赤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赤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赤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赤军活动之地区矣。

赤军既占泸定县后，如向雅州前进，则仍须走向东南至汉源、荥经而达雅州。但赤军将至泥头分县时，知汉源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赤军。赤军当即改变方向，折向东北至天全河边，强攻天全河守军杨森部之六个旅。这一转动，使赤军部队由大道转入高山小路矣。我记得赤军在化林坪分县驻军一晚。化林坪在四千五百米特之高山顶上。此时已阳历六月初，但当晚气候极寒，明晨出发时，则四望皆系雪山，盖昨夜已下大雪矣。此时气候骤寒，而赤军军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但赤军士兵虽在严寒之下，依旧人人面有喜色而毫无怨言。

赤军大部抵水子田时，前锋已击退天全河岸杨森之六个旅，而占领天全、芦山两城。我等由水子田出发，经一高山，几无路，亦无石阶。两旁竹木丛生，遮蔽天空，山上泥水极深，两腿全在泥沟中爬走。上下此山共只三十里，但自天明走起，后卫部队半夜才达山顶。既无人户，当然找不到火把，所以大部伫立于泥沟中，待至天明后才下山来。赤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为国共合作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在山顶泥沟中站立一晚，次晨我见其虽仍神清气爽，但已满身污泥矣。下山至山麓，有居户六七家，见赤军至如天而降，群相惊奇。据云彼等世居于此山麓，虽闻祖先言此山有路可通，但荒山野地，野兽成群，从无人敢走此小路，群围赤军询山路上之所遇。

赤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赤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赤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赤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赤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赤军情绪矣。

赤军占领天全、芦山两县之后，曾出兵于飞仙关，离雅州只二十余里。此时赤军的目的系在急求与川北之松潘、茂县、北川等县之徐向前赤军会合。故避开川军之拦阻，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而与在理番之徐部会合。不久两支赤军即已会合，而我于此时，即被贺诚遣往川西特委之独立营为卫生主任。不久即被川军冲散，幸遇旧同学蒋君而得安全返抵家乡。当搭民权轮至上海时，全家在码头候我，别后重逢，诚庆更生。

我三年来在赤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赤军西行入川，我觉到赤军及共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赤军仅系跳梁小丑，那末何需乎南京政府及各省当局集中百万军队，费时几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之大部？并且何需蒋委员长亲自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督剿？很显然的，赤军已经是南京军的一个主要对手，而且这个对手赤军﹣﹣的实力，超过国内除南京军而外的其他各个实力派。论全国赤军数量，除南京军而外，赤军则超过任何中国南方、北方各个实力派。若论赤军之质量，则我虽不知其详，但有一事可以反证者，国内过去及现在之实力派，如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等，当年都占有比赤军优越之地区及优越之经济条件，但一旦与南京政府作战，则在短时期内，都被蒋军所败。而赤军则相反，蒋委员长之剿共已历数载，屡屡限期消灭，可是赤军并未消灭，而且朱毛徐会合，活动愈烈。并且南京军几年来之剿共，却送了赤军不少枪弹武器。赤军所有武器之来源何在？既无海口可买，又无新式兵工厂，而连年作战之消耗，以及赤军武器之扩充，都系缴自国军。即退一步言，至少是赤军能够在几年来，并且直到现在还在与南京政府对峙，而不相上下。故我谓赤军在数量上在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赤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赤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赤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赤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党在赤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赤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赤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员于赤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分子，曾受共党之专门教育者，在赤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赤军之新兵，大半依靠赤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赤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分子必让非党分子之赤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共产分子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共产分子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赤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分子的领导。赤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共产分子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候补者，也正因此，所以赤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赤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于民众给赤军以帮助。即以江西赤区而论，赤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赤军。再如此次赤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赤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赤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赤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赤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试想，赤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赤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赤军一至某地，当地居民除非所谓"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赤军带路，当挑侠，沿途到处成群地加入赤军当兵。

以我观之，赤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赤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赤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赤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赤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赤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南京军可比。欲问赤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赤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泽东为赤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赤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赤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赤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周昆、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赤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党党员，举行"兵变"而为赤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赤军中领导赤军与国军对抗达七八年。

我在赤军中对赤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多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赤军军官则反是：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饮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侠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赤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赤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赤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赤军兵士仍毫无怨言。赤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兹略举一二事为例：赤军领袖自朱毛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两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赤军。赵董两人均原系共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赤区，即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党中央。由此可见，赤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故我谓赤军之几年苦战与赤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赤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赤军中及共党中之许多人才，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才。

我自离赤军至家乡以后，自思既参加了剿共的南京军，后又参加了被围剿的赤军。我在两方面参加了对战七八年，详思几年对战之结果，对内只有破坏，对外则坐视日本强吞东三省，而且目睹北方将全落他人之手。如果现在南京军、赤军以及全国军队只要枪口一致向外，则日本之欲图我国，决非易事。政府诸公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言，但时至今日，事已至此，应该及时改变方针。从消极方面说，国府及蒋委员长曾以全力剿共数年，赤军并未剿灭，反而使赤军之朱毛徐会合。彼等现今所处之地区，远非如江西时之易于包围。国内军人之稍知局势者，均知根本消灭赤军已不可能。如与赤军再战几年，则不问谁胜谁败，日本将早已亡我全国矣！如国内自相残杀而坐视强敌并吞全国，则党国诸公非但不能对国人，而且中华民族将永劫不复。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全国赤军数量，赤军之质量，有识者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这一个力量，过去在环境十分困难情形之下，与南京军及各省军队百万对战几年，如果现在给以物质之补充，则赤军之战斗力将更加增加。为什么不许这个能战的赤军去抵抗日本呢？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同时赤军之领袖不乏极有才能者，现在正需集中全国人才以御外侮，为什么不利用赤军之兵力与赤军之人才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如果有人以为赤军甘心内战，不顾外患，这我觉不然。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昔年北伐前、北伐时均为国民党中委及国民革命军之上级军官，且也不能不说有相当功绩于北伐，徒以各方主义不同，以致分兵对抗。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